柳公權10《神策軍碑》書法字帖真跡拓本（共62張圖片）

《神策軍碑》全稱《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立於皇宮禁地，碑石大小不明，崔鉉撰文，柳公權書。碑文記錄了回紇汗國滅亡及安輯沒斯來降等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碑由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柳公權書寫，更增添了此碑的藝術價值。柳公權書寫的碑文，其書法結構嚴整，充分體現了「柳體」楷書骨骼開張、平穩勻稱的特點，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與真跡無異，故後世奉為柳書代表作。

時年，柳公權66歲。「左神策軍」是唐天子最精銳的部隊之一，由擁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揮。武宗駕臨「左神策軍」軍營時，仇士良藉機奏請立此碑以紀聖德，武宗應允。因柳公權當時為左散騎常侍，又是當朝一流書家，故皇上命其書寫。因是奉旨書寫，故柳公權的書寫特別鄭重，竭盡全力，所書之字端莊森嚴，較之早兩年書寫的《玄秘塔碑》更為蒼勁精練。因原碑藏於禁宮，故捶拓較少，且原石早已毀滅，世僅存北宋所拓孤本。據宋金石學家趙明誠《金石錄》載：原拓本分裝成上下兩冊，惜下冊已佚。上冊最早歸屬南宋權相賈似道，上有「秋壑圖書」章，末頁有「封」印。賈似道被籍沒之後，此本回歸內務府，元時歸翰林國史院，明又入內務府，明亡後歸清人孫承澤、梁清標、安儀周、張蓉舫等人遞藏。上世紀中葉此本流於香港。
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以重金購歸，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現有譚敬影印本、藝苑真賞社翻印本以及北京文物出版社珂鑼版影印本等，均是學習柳字的好範本。
此本從「皇帝巡幸左神策軍」起至「來朝上京嘉其誠」止約七百餘字，但已有二百多字漫漶不清。僅就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來看，此碑不愧為柳氏傳世的最佳書跡。其點畫遒勁而富於變化，筆力凝練內含，骨力洞達，結體內斂外放，欹正相生，顧盼天成，氣脈貫通，如深山道士，神清氣健，超塵脫俗。清人孫承澤評此碑云：「書法端勁中帶有溫恭之致，乃得意之筆。」清人安岐《墨緣匯觀》稱：「其碑微有剝落，然字畫中鋒芒稜角，儼然如新，蓋當時在禁中，少經捶拓也。」
流傳過程：宋拓《神策軍碑》可以說是一部充滿故事的古籍。這部古籍的全稱是《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又被稱為《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是書法家柳公權晚年所書，純熟穩健的書風令後人讚歎這是其「生平第一妙跡」。石碑刻於唐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本來立於長安宮廷禁地，但終毀於戰火，拓本極少。
「神策軍」是唐晚期的主要禁軍，到會昌三年時，早已為宦官掌握。此時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為向宦官示好，便巡行左神策軍，宦官仇士良也從而請求建立頌聖德碑以回應，於是便有了這《神策軍碑》。碑文中因為記錄了回鶻汗國滅亡及安撫降於唐朝的回鶻首領嗢沒斯等史實，而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唐代邊疆關係的重要史料。
《神策軍碑》拓片原裝兩冊，其中的下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便已失傳，上冊則被著名收藏家陳清華夫婦帶到香港。1955年和1965年，陳清華因生活窘迫，曾兩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其中便有《神策軍碑》上冊。這兩次大宗典籍轉讓，都在國際收藏界引起極大關注。
雖然新中國當時財力有限，但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有關部門曾兩次斥資回購典籍。其中1965年那次，文化部以25萬元從陳清華手中收回包括《神策軍碑》在內的珍貴善本18種，碑帖拓片7種，一共25種102冊。據說，當時用於回購典籍的這25萬元，相當於全國大學生一年的伙食費。而回購的圖書中，還包含了《蜀石經》、《夢溪筆談》等精品典籍。
書法藝術: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筆墨、筆性，皆以性為本。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明末清初的傅山也說：「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霜紅龕集》)而唐代書法家柳公權可謂是古代書家中「書如其人」的代表。
柳公權，字誠懸，唐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人，生於唐代宗李豫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卒於唐懿宗李淮鹹通六年(公元865年)。他幼而好學，並能持之以恆，12歲即可吟詩作賦，被譽為「神童」，29歲中進士。他一生精經術、曉音律，尤善書法，官歷(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官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開國公。在朝期間，長期任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是—位職業的宮廷書法家。柳公權書法初學二王，後取唐初名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之長，打下了楷書的深厚基礎；繼而又法顏真卿，對其筆法加以變化運用，終於自成一家。《舊唐書·柳公權傳》云：「公權初學二王，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家。」他的書法以精練勁健、端莊秀美、神完氣爽著稱於世，人譽之「柳骨」。
柳字的「骨」從何而來?當然離不開柳公權的勤奮好學、善于思索，但更離不開他的為人正直、有膽有識和敢於諫言。一次，唐穆宗問他筆法，他說：「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也。」聞聽此言，「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引日唐書·柳公權傳》)。其時，唐穆宗對政事正值荒疏之際。唐文宗繼位後，拜他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等職，並且時常誇讚他的詩文好，說曹植七步成詩，柳愛卿只消三步即可，但他依然寵辱不驚。一次文宗和眾學士談起漢文帝劉恆恭儉之事，便拉起自己的衣襟說自己的棚匠已經拆洗過三次了。學士們皆恭維皇上之節儉，獨公權不語。上問其故，公權乃說：「君主當親賢臣，遠小人，聽諍諫之言，賞罰分明，此乃大事；而穿著拆洗過的棚艮，終為小節。」文宗聽後，以為「卿言有諍臣風采」。如此，柳公權因皇帝的寵愛而聲名大振，公卿大臣家中亡親，墓誌皆請其書寫，否則視為不孝。外夷人唐貢奉，嘗以重金求其書，故其家頗富。但他「志耽書學，不能治生」(引日唐書·柳公權傳》)，其財物多被其管家所吞沒。他知道後，卻開玩笑地說：「銀杯長了翅膀，成仙飛走啦!」而後就不再追究了。相反，他對書和筆硯卻視如真寶，愛之有餘。
由上可見，柳公權如果沒有這樣正直的人品，是很難有如此之書品的。其傳世作品中，除《神策軍碑》外，《玄秘塔碑》清朗俊秀，《司徒劉沔碑》呈剛強之態，《尚書左僕射高元裕碑》則具莊重之氣。
歷史記載
唐會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當時如何修復與宦官的關係是擺在武宗面前的一個問題。
唐朝自德宗之後，宦官掌管禁軍——神策軍，專權局面逐漸形成。此前，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謀劃「甘露之變」，從而引發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衝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軟禁。武宗是宦官仇士良所立。因此，武宗決定巡視左神策軍，其用意在於向宦官示好，而仇士良也正好順從聖意進而請求建立頌聖德碑以回應。神策軍碑因此而立。
神策軍碑的碑文記錄了回鶻汗國滅亡及安輯沒斯來降等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而此碑由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柳公權書寫，更增添了此碑的藝術價值。柳公權書寫的碑文，其書法結構嚴整，充分體現了「柳體」楷書骨骼開張、平穩勻稱的特點，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與真跡無異，故後世奉為柳書代表作。
依慣例，此碑拓本曾頒賜群臣，但流傳不廣。原碑大約毀於唐末戰火，後世也便無從傳拓了，至今僅有國家圖書館現存的孤本傳世。北宋末期，趙明誠在《金石錄》中曾著錄有一種分裝兩冊的《神策軍碑》拓本，這與國圖館藏恰好相同。因此，歷來猜測此本曾經由趙明誠、李清照伉儷珍藏。遙想當年承平之日，趙明誠、李清照以詩書、金石自娛，摩挲賞玩的珍品中也有這件《神策軍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趙氏收藏經靖康戰火而損失大半，劫餘又流入權勢之家。國家圖書館珍藏此拓首有「秋壑圖書」朱文印，後有「封」字朱文印，知為南宋權臣賈似道所藏；後賈氏家產查抄入官，此拓成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為宋代內庫裝裱，大約重裝於此時。元朝滅宋，歸翰林國史院，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楷書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內庫,拓本末題有「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賜給其子晉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晉府書畫之印」、「晉府圖書」朱文印。明末,歸大收藏家孫承澤。清代又經梁清標、安岐、張蓉舫、陳介祺等遞藏。
此拓原本上下兩冊,不知何時失去下冊。清乾隆時安岐《墨緣匯觀》記載上冊尚全,原有五十六頁。至清末陳介祺後人轉讓此拓時,發現第四十二頁之後丟失兩頁,僅餘五十四頁。民國時,經南方著名藏書家陳澄中收藏。1949年,陳澄中夫婦攜部分珍貴藏書定居香港。兩年後,傳言陳氏將出售藏書,並有日本人意欲收購的消息。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獲悉後,決定不惜重金將這批珍貴古籍購回,當即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和收藏家徐伯郊會同國家圖書館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與陳氏洽商,直到1965年成功地購回了「郇齋」所藏的善本,入藏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神策軍碑》。現在,作為稀世珍寶,《神策軍碑》仍藏於國家圖書館書庫中。